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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多个庄子，小的可以编一个庄兵总旗，五十多人。

    大的则是编成一个或两个百户。

    如果一切顺利，到年底时，朱载墐可以编成一万五千人左右的庄兵队伍。

    一千多人的王府亲军是不被人看在眼里，但出动一次已经引人忌惮了。

    如果知道荣王府有一万五千人以上的庄兵团练，又当如何？

    对朝廷的大佬们来说，派个精明强干的知府，编练一两千人的民壮就可以稳住常德府的局面了。

    最少是可以限制荣王府，不叫王府再次得到干涉地方军政事务的机会。

    但这些人又如何能料想的到，不知不觉间，朱载墐是在王府和常德之外布局？

    朱载墐神色轻松，当然也不可能对这些将士摆亲王架子。

    事实上他不管怎么忙，每天必到校场和营区一到两次。

    至于早晨的跑圈训练，还有一些力量训练，朱载墐更是每天都会坚持参训，和将士们一起。

    只是没有哪个武官会训斥他，更不要说督促鞭打了。

    朱载墐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一步，但他一步一步走的异常坚定，脚步也是相当坚实。

    他走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可能再回头。

    建立诸司，梳理土地庄园，清理官店，囤积粮食，掌控粮价，这些做法各个王府多少会做，不会犯忌。

    但梳理亲军，厚待将士，加赐粮饷，甚至组建毡军。

    这一类的事，其实哪一件都是犯忌的，不管是什么理由。

    荣藩之所以没有被大量的奏疏弹劾，主要原因还是官员们不敢。

    嘉靖皇帝发过脾气，朕为皇叔畏怯一竖子耶？

    敢言荣藩谋反不轨者，先得掂量一下皇帝会不会勃然大怒。

    今上可不是孝宗那种软耳根，也不是武宗虽是瞎胡闹，但本性厚道，基本上算是宠坏的孩子，但能守住底线。

    今上的性子偏激刻薄，就算知道自己错了，也是先得弄死几个指摘自己的臣子再说。

    三十年间根本无人敢言君非。

    这也是海瑞上疏后嘉靖先气的发颠，后来又只关押海瑞不杀人的原因所在。

    一个骄傲之至，自以为将臣下玩弄于股掌之上，控制天下四十年的帝王，到头来才发觉天下人不值自己久矣。

    这什么鬼？

    这是不是事情的真相？

    嘉靖修道炼丹不理国政是一方面，但对臣下和军政事务的上心和控制却没有丝毫放松懈怠，甚至是一直在布局筹划。

    皇帝的理念就是上天无亲，只要天下安稳，人心思定，天灾人祸不可杜绝，百姓只要活下去不造反，朱明天下稳固，他这个皇帝就是称职。

    至于饿死些人，有些流民，有些贪官，这才是天道之下的常态。

    不明白嘉靖的道家思想，就很难明白这么一个权术手腕顶尖的聪明天子，是怎么把大明天下玩坏的。

    正因为嘉靖的强势，压的文官们规规矩矩服服帖帖，才有了朱载墐的腾挪空间。

    当然也确实是因为朱载墐这个亲王实在和整个大明王朝的力量，包括天子的力量相差太远了。

    其实天子和朝廷的忌惮，包括地方官员关注的眼神，多半是来自朱载墐本身的不安份。

    倒不是真的忌惮一个亲王能做什么，只是下意识的想减少麻烦。

    还是那句话，靖难之前，没有亲藩宗室造反成功的例子。

    靖难之后也没有。

    朱棣因此事对大明亲藩限制的太厉害，完全失去了太祖分封的本意。

    又没有因此限制宗室的福利，比如汉之推恩，唐之集中居住，或如宋朝宗室那样限制世袭，几世之后出宗为平民百姓，不限经商科考。

    这些好的先例在前，大明是一样没学到，弄出华夏史上最烂最差的宗室制度，大明太宗皇帝朱棣实在是罪魁祸首。

    “诸君将远行，我来置水酒一杯，替大家饯行。”

    朱载墐眼前有酒杯一盏，在两千多亲军和毡军将士之前，朱载墐端起眼前酒杯，一饮而尽。

    这样的豪气举动，还有接见将士的这种行为，在此前的老荣王时或是别家亲藩是不可能见的到。

    这样的举动，自然而然的也是引发了眼前这些武人们的好感。

    大伙都早就被发了酒，各人都有水葫芦，平时是用来装水饮用，今天情形特殊，仪卫司和总务司的人早就备了酒，各人葫芦里都装满了。

    当下众人举起葫芦，全部一饮而尽。

    一葫芦酒也不少了，好在并非是烈酒烧酒，这种酒虽是有了，市场却不大，普通人嫌太烈，贵人们也嫌弃，一直到民国时期，华夏还是以米酒和黄酒为主，喝烧酒得是民国之后才逐渐成为主流。

    湖广这里是产米地，地方上是以喝米酒为主。

    清洌带着酒味，回味有些酸甜的米酒下肚，各人的情绪都是有些高涨。

    “你们回去后怕是要立刻抢收晚稻了，收完稻储了谷子，一般人要完粮纳税，你们将谷子直接交给王府诸司就可以，倒也省事。”

    朱载墐的话引发一阵笑声，这些毡军全部被减免了两成左右的田租，原本王府是帮着大伙免了国赋杂税和力役，但各人上交给王府的田租也是对半分成。

    这个负担也是极为沉重，毕竟定下的租额是按风调雨顺的年景来定，原本就很吃力。

    一旦有什么意外，大风，冰雹，旱，水，或是家中有人生病之类的意外，完成租约后可能就得一家人饿肚子或是借债了。

    而完不成租额的，很容易被夺佃，沦落到无地可种的危险局面。

    王府毕竟是强势的，只要不涉及到谋反不轨之类的事情上，哪怕是抢官绅生员的地也是做得，更不要说对普通佃农的刻薄和克扣。

    在大明普通的田主未必就强势，田主有田骨权，佃农可以获得永租权，就是田皮。

    租种时间久了，故意毁约强占田地的刁民就不少，或是赖田租不给的恶佃客也不是没有。

    如果没有功名之类，又不是强势的宗族成员，田主被强占田骨，或是田骨田皮牵扯不清楚的实在是大有人在，并非是孤立事件。

    王府的佃户可是没有这种可能，被庄头官校欺压都只能忍了，何况眼前是亲王殿下当面。

    只是大伙曾经并肩作战过，此时殿下提起这赋税田租的事，给人的感觉倒是相当的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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