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回 五点钟谈判

    翁心存何尝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是现在再去后悔，已经为时晚矣，恭王行事不念故旧，不择手段，是一个十分招惹不起的人物。象他这种人，如果不是位极人臣、执掌国家大权，就必定祸及子孙，死无葬身之地。自己只不过是做过他几天的师傅，没想到竟然就卷入了这个叫人脱身不得的漩涡之中。从前以为小儿同龢手里捏着他的把柄，无论如何他也不敢乱来，可是如今细细一想，所谓的把柄也只不过是交结士子而已，照他眼下的身份地位来说，这点小疵根本就扳不倒他，反倒会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

    不过翁同龢的见解，却又与老父十分不同。他原就是一个功名之心十分强烈的人，这几年追随恭王，很受了他的荼毒，认为成大事就该是不计一时得失的。就算要学韩信受胯下之辱，只要有朝一日能够十倍报之，那也算不得什么。这一次父亲激烈地主战，他虽然名义上碍于父子天伦，不得不表明自己站在父亲这边的立场，可是心里却有几分同意恭王的议论：与其贸然言战，等到败于人手之后再去任凭对方宰割，倒还不如主动议和修约，反倒能够保住许多脸面之外的东西。

    甚至在他心底，还隐隐有些埋怨父亲太过死脑筋，连累自己也渐渐失去了恭王的信任重用。以前所做的那些努力，难道就此都要化为泡影么？想归想，父亲治家一向严格，他也不敢把这话当面说出来。

    所谓知子莫若父，他不说，不表示翁心存便丝毫也看不出。从小躬自教导的儿子竟然如此违逆自己的意思，实在叫他心里象堵了块大石头似的，十分不舒服。忽然之间，翁心存不禁又记起自己与恭王和同龢一起下的那盘棋来。看来恭王的棋风仍然是不曾变过，当时自己对他说“局中之人应当在乎的只是终局之胜负”，指的本是官场之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没料到事到如今，反过来却要恭亲王教了自己一局。看来真的是老了！

    翁心存长长地叹口气，自从上一次因为各种原因奉旨革职之后，他便对做官没有什么兴趣了。后来奉旨起复，实在是有点不情不愿，抗不住恭亲王再三相邀，还是勉为其难地重新担任了吏部侍郎之职，后来迁转户部尚书，又入直军机，也算位极人臣，是该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了。他自觉已经没有心力去争什么，至于大清的国运，既有恭亲王这样的人在，又何须他这老朽操心呢？

    他的告病奏折送上去，很快便得到批覆：不准致仕，暂且免直军机，仍署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着食全俸，在家养病。这个结果在他的意料之中，似乎也是解决他与恭王之间问题最好的办法。

    翁心存一去，朝廷里主战派群龙无首，言战的呼声瞬间便减弱了许多。在暂署首揆的桂良主持之下，终于通过了议和的方针，当日便派宣谕使赶赴英法兵驻扎的黄村，通知三国使节，令其暂且退回天津，不久之后便会派遣修约钦差，前去与他们谈判。

    包令接到北京政府的谕令，真是欣喜若狂：这是就修约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地以官方口吻做出的让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按说便该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带兵退回天津，静候新的钦差大臣前来，可是包令却并不这么想。他声色俱厉地对前来宣谕的礼部右侍郎宝鋆说道，自己手中持有国书，必须面见中国皇帝呈交，而且要求在北京举行谈判，否则便不足以显示大清国的友好诚意，各国还是要继续进兵的。除此之外，他还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先把上海事件的罪魁祸首：李鸿章与倭仁两个人一同撤职，否则一切都免谈。

    宝鋆带着包令开出的条件返回京师，奕訢的守孝百日才刚刚过去十几天。虽说持服未满，可是由于翁心存的退出军机，六个人一下子变成了四个，人手明显地不足起来。在臣僚“敦请”之下，奕訢勉为其难地提前开始办公，得到了皇太后的恩准，每天穿着孝服入宫当值。

    看过了包令口述、麦华陀代书的亲笔信，奕訢冷笑一声，把那封信用力丢在炕桌之上，不屑一顾地道：“藉口，分明是藉口！”顿得一顿，续道：“他想试探眼下的朝廷是谁作主，我便让他试探个够！”

    今日军机值班的，除了奕訢之外，还有桂良与麟魁两人。麟魁病假未至，当着老丈人的面，奕訢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起来。桂良沉思道：“议和无妨，李鸿章与倭仁二人罢职与否并不当紧，大不了过几个月再行起复。但这国书一节……且不说皇上年纪幼小，不能行此大礼，就是请皇太后代行，那也是大损国体，决不可为。”

    奕訢想了一阵，道：“岳翁看这么回话可好：就说国书必待新约修定之后方可呈递，届时再另行商议。”桂良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得依了他的意思，拖得一日算一日。

    至于谈判的地点，北京是绝不可行的，且不说会引起多大的恐慌，单是放洋兵进京这一项，就足够他喝一壶了。所以他决定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请三国公使从黄村北上卢沟，就在卢沟桥头举行谈判。

    谈判的人选就比较好确定了，朝中大员都是蒙昧无知，派谁去其实差不了多少。但是总得要有一个通晓外情的人去出出主意，这一来新起复的太常少卿徐继畬便是上上之选；因为有意借机订立借师助剿的条款，所以兵部也是必须出人的，胡林翼刚刚做了兵部侍郎，正要一个机会抛头露面，不叫他去却又是谁去？还有一个奉调抵达京师不久的郭嵩焘，虽然此刻他尚没有什么跟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不过奕訢是有心遵照历史来成全这位中国外交第一人的，就把他补了礼部主事，随同前往。随员有了，主钦差却有些不好定夺。照奕訢的意思，他是想自己来做这个钦差，虽然说签这种和约被人骂是无疑的，可是他却比别人有一桩不能明说的长处：他懂英语。

    出乎意料，桂良对他的这个提议表现出十分坚定的反对态度，他的理由也很说得过去：自古以来签订这种城下之盟的大臣，无不要面对儒林士子的辱骂，奕訢刚刚执政，实在不适宜自毁形象。可是要从朝中挑另外一个位望俱高的人，着实也不容易。桂良想了半天，一顿足，道：“没法子，也只有豁出去我这把老骨头，去跑一趟了！”

    奕訢心中着实有点感激，这一场绝对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难为桂良竟心甘情愿地主动替他顶了下来。于是便由桂良拟了一个奏折，大略无非是加桂良东阁大学士、命为全权谈判大臣，兵部侍郎胡林翼为佐理谈判大臣，另外加上徐继畬等各部随员共二十六名，克日起程离京，赶赴卢沟准备谈判。奕訢带着奏折进宫请旨，皇太后是一介女流，哪里拿得下这种主意？只是照章用印罢了。

    过不两天，包令回信，同意了北京政府的提议，决定在卢沟谈判，可是谈判结束之前绝不退兵。议和不是什么可以张扬的光彩事，自然不会有人送行；冬寒料峭，桂良一行人等踏着薄雪，冷冷清清地出了都门，人人心中都有些凄惶。

    一路上晓行夜宿，很快来到卢沟驿站住下。夜间寒冷，驿站连火塘都无，管驿的吏目好容易寻了几个手炉、炭盆来给诸位老爷取暖，却是杯水车薪，丝毫御不得寒气。桂良辗转难眠，索性披衣坐起，走出门去。

    出得房门，便觉寒冷刺骨，正在那里自伤自怜，忽听一阵马蹄声响，两骑一前一后飞奔而来，直驰入驿站之中，前面那人一跃而下，大步走到桂良面前。

    桂良吓得有些呆了，好容易回过神来，正要大呼来人，忽听那人道：“岳父大人，是我！”愕然望去，但见他斗篷帽子低低压住眉骨，两腮全是浓密的大胡子，几乎完全看不清面貌，不过声线却是熟悉至极：正是自己的王爷女婿无疑。

    禁不住讶然道：“王爷如何在此？”引颈向驿站外面一望，只见除了那个正在拴马的随从之外，并不见有半个人影，显见他是私自出京的。大清的老规矩，亲王非得皇命，是不能擅自离开内城四十里地的，虽然眼下奕訢已经贵为辅政王，可还是要守这一条制度。

    还没来得及责备，便听他道：“本爵思前想后，总觉放任岳翁独自面对夷人，实在不妥。本爵幼时在上书房曾读过南怀仁等诸位西洋师傅所留下的夷人文字，略略通晓几分，庶几不致有所蒙蔽。待包令来到之后，岳翁便与他相约，每日下午申刻之后相谈，如此本爵便可自京赶来，谈完之后，再连夜赶回京里。”

    不容桂良拒绝，又道：“本爵不以本来面目示人，便充作一个翻译，在一旁伺候便可。”踏前一步，握住桂良双手，道：“岳父如此待我，做女婿的自不能高枕无忧。祸福休咎，你我翁婿二人共之！”

    桂良一阵鼻酸，老泪险些夺眶而出，忍不住重重地点了点头。

    夜半谈判的要求虽然十分奇怪，可是幸好没有遭到包令的拒绝。大概是看不出中国人的用意何在罢，几位公使一番商议之后，终于还是同意了这个时间上的安排。徐继畬与美国翻译裨治文虽未见过，不过两人互相闻名已久，徐继畬的不少美国朋友，也都是裨治文的至交好友，言谈融洽的程度，反倒超过了几国公使。

    正式的谈判，自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五点开始，直到次日凌晨一点才告一段落。此后的一连二十多天，天天都是如此。也因此，这一次谈判，在后世史学家的口中被习惯性地称为“五点钟谈判”。不过在官方文件当中，它另外有一个正式的称呼：卢沟议和。

    多年以后，当裨治文写作他的回忆录《美国人在北京》的时候，他这样描述中国方面参加会晤的大员：“对谈判负完全责任的是大学士桂良先生，中国人称他为‘全权谈判钦差大臣’。他是一位老年人，有着清癯的面貌、皱缩的双手和几乎完全变白了的胡须，据说他至今已经侍奉过三位皇帝了。他的为人十分稳重是过分稳重了，以至于他对我们每一个提议，甚至是有利于中国人的提议，都要考虑上至少一个多小时才肯给以答复；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因为某一次我亲眼见到他在院子中撒下许多米粒，喂饲冬天难以觅食的麻雀。也许有机会的话，我会考虑向他传布主的福音呢。”

    “他的副手之中，值得称道的是兵部侍郎相当于合众国的一位上将胡林翼先生，他虽然看起来气色不好，在谈判过程中不住咳嗽，可是头脑却十分敏捷，有着一种蓬勃的美国人式的精神风貌，这一点让他很讨人喜欢。我向他推荐了一位曾经为我医治腹泻的英国医生，希望能够对他的健康有所帮助。”

    “与我想像中不同，此次谈判十分正式当然除了怪异的谈判时间之外因为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派遣了一名书记员，专门负责写下双方任何一名官员口中说出的每一个字。不得不承认，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位六十岁的老书记员徐继畬，后来成为了我在中国的好友之一。”

    “现在我要说到最奇怪的一个人了。他是以翻译的身份出现在桂良身边的，虽然他蓄着十分浓密的络腮胡子，但是从他的声音之中，我可以肯定他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并且他一定是一个不抽烟、也很少喝酒的洁身自好的人。他的奇怪之处在于，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每当遇到需要当场给出答复的问题，桂良总是要用目光征询他的意见，得到了这位‘翻译’的默许之后，才会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我怀疑，他是北京政府中某位大人物也许就是那位辅政王派来监视钦差们的密探。由此我大胆地推断，眼下中国的政治核心，已经完全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以上落入了辅政王的掌控之中。我并且把这些意见告知麦莲阁下，作为他的参考。”